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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瑛 石偉平:改革開放40年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之路

作者:匡瑛 石偉平   來源:《教育與經濟》   發布日期:2019-10-07


    作者簡介:匡瑛,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研究,職業教育政策研究,職業院校德育研究;石偉平,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政策研究,比較職業教育研究。上海 200062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40年,我國職業教育歷經波折、異軍突起,經歷了恢復重建—大力發展—快速發展的脈絡。其發展并非勻速,而是一個經歷了起伏又加速的過程,以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為背景,根據關鍵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將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40年的職業教育發展走出了符合我國國情的職業教育現代化之路。這條現代化的發展之路體現了三個關鍵詞:“適需性”“科學性”和“自主性”。文章對其未來發展作出了四方面展望。

  關 鍵 詞:現代化 改革開放40年 職業教育 改革發展

  標題注釋:本論文受國家社科基金國家一般項目“職校生職業精神培養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視角”(BJA140062)的資助。

  中圖分類號:F08;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870(2018)04-0013-09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社會變化極其深刻、復雜的40年。這40年,正是我國職業教育歷經波折、異軍突起的40年,也是中國職業教育走向現代化的40年,職業教育規模逐漸擴大、質量日漸提升、結構日趨完善、效益穩步上升,逐漸形成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社會經濟發展輸送了一大批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服務了國家戰略發展需要。

  對改革開放40年來職業教育發展的回顧,無疑是一種對歷史事件多維度、多方面和多層次的解讀,按照海德·懷特的說法是一種歷史敘事[1]。存在于1978-2018年間的“過去”多且復雜,如何把這些紛繁復雜的過去講述成一個“連貫的事實”(coherent reality),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然而,無論運用什么樣的邏輯主線,以及如何講述,歷史必然有其內在規律可循。這里主要采用關鍵性的歷史事件和里程碑的政策文件敘述的方式,把40年貫穿起來。

  一、改革開放40年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各方面經歷翻天覆地變化的40年,這種變化必然影響到職業教育的變革歷程。我國職業教育并非勻速發展,而是一個經歷了起伏又加速發展的過程。以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為背景,根據關鍵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將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

  (一)恢復重建階段(1978-1984)

  歷經“文革”,各類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均跌入低谷。1976年在鄧小平的親自督促和領導下,以推翻“兩個凡是”批判“兩個估計”為突破口,以恢復高考制度為標志,逐步展開教育領域的重建。當時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中等教育結構畸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學生數1553萬人,而中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僅有212萬人,高中階段普職比達到88∶12[2]。與此同時,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經濟恢復發展急缺技術技能人才。

  此后,國家越來越重視中等教育結構調整,局勢才得以扭轉。197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應該考慮各級各類學校發展的比例,特別是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3]1980年,國務院批轉的《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和1983年教育部聯合各部委頒布的《關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4]明確了改革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方向、途徑和要求。

  此階段的調整措施有二:一是恢復發展中專(中等專業學校)和技校(技工學校)。1978年,國務院決定技工學校管理工作由教育部門劃歸到勞動部門,由產業主管部門領導。二是新建并大力發展職業高中。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的文件《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指出“必須積極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學改為職業學校”。

  以上政策不僅促進了普職比的改善,而且突破了國家辦學限制。到1984年末,全國中等專業學校達到3301所,比1978年增長19.6%,招生54.61萬人,比1978年增長22.1%,在校學生132.2萬人,比1978年增長49%;技工學校3465所,招生30.90萬人,在校學生63.92萬人,比1978年增長67.3%;農業中學、職業中學7002所,招生93.90萬人,在校學生174.48萬人[5],明顯改善了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見圖1)。

  

圖1 1984年中等教育發展情況圖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1982-1984)[J].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59.

  隨著經濟恢復發展,社會對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但傳統的高等專科教育卻無法完全滿足該需要。一方面,培養的人才數量低于實際的需求數量;另一方面,人才培養模式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6],被認為是本科教育的“壓縮餅干”。面對這一狀況,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開始集資辦學。1980年在江蘇省建立了全國第一個高等職業教育院校——金陵職業大學。職業大學一誕生,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到1984年就已發展到82所,共開設專業200多個,遍及各主要行業,在校學生達46956人[7]。由于結合了當地需要、與實際生產緊密結合,培養的人才可以直接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職業大學迅速興起。

  該階段的最大成就在于中等教育的結構調整,迅速擴大了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培養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建設中亟需的人才。然而,規模的急速擴張必然帶來隱患,由于職業高中是由普通中學通過簡單換牌而成,這種發展路徑為其后續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迅速發展階段(1985-1997)

  “六五”計劃提前完成,國民經濟狀況好轉。全國上下增強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信心。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經濟建設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主戰場。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職業教育亟須明確應對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發展方向和思路。

  歷史表明,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第一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明確其社會地位與發展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了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方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重點,同時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逐步建立一個從初級到高級、行業配套、結構合理,又能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的體系。”該決定首次在戰略高度上明確了職業教育的地位、作用和任務,也為全面改革職業教育指出了方向和達到目標的基本途徑和方法。1986年第一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促進了整個社會對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認識,它標志著我國職業教育踏入正軌,步入迅速發展時期。

  1991年《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和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出臺使我國職業教育辦學體制與普通教育辦學體制分離,實行三級分流的方針。1996年我國第一部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頒布,該法明確地把我國的職業學校分為初等、中等和高等,確立了職業教育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的法律地位。

  盡管職業大學在經濟較發達地區進行小規模試點,但成長起來的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條件差、規模小,還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的迅速恢復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中等職業教育逐漸壯大,其被稱為“斷頭教育”的情況亟待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開始探索“要不要辦高職”和“如何辦高職”等問題。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經歷了醞釀和調研,1996年在全國職業教育會議上,明確了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方針是“三改一補”,實施方式是試點。

  最典型的試點是五年制高職。它在高等職業教育中占比雖不大,但卻發揮著重要作用。1985年國家教委下發《關于同意試辦三所五年制技術專科學校的通知》,決定在西安航空工業學校、國家地質局地震學校、上海電機制造學校三所中等專業學校的基礎上試辦五年制技術專科學校[8],俗稱“四五套辦”。至1996年,共有22所教育資源較好的中等專業學校舉辦五年制高職。實踐證明,五年制高職實現了中高職的有機銜接,適應了經濟建設和生產第一線崗位對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的需要。

  1985-1997年是我國職業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建章立制的階段。中等教育結構進一步調整(見圖2),形成了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并行的雙軌制教育體系。發展思路更加明確、法律保障初步建立。高職初步發展,截至1998年,全國招生43萬人,在校生117萬人,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432所,發展勢頭迅猛,成為后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轉折發展階段(1998-2004)

  世紀之交,我國處在實現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兩個“根本性轉變”時期。產業結構調整以及企業的關停轉制導致大量“下崗一族”出現。1994年國務院《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頒布,使得畢業生由國家統包統分的局面被打破,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就業新模式開始占主導地位。此外,出于增加消費需求、緩解就業壓力的需要,自1999年起實行高校擴招。而高職一度青睞普高生。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世界銀行亞太地區人力開發部印發的《21世紀中國教育戰略目標》中,對我國中職發展的必要性提出疑義,建議中國降低中等職業教育的比例[9]。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和連鎖反應下,中職生源和聲譽大幅下滑(見圖3)。

  

圖2 1985-1997年我國中等教育學校結構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計劃建設司編.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5-1997)[J].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3 1999-2001年我國中等職業教育事業發展情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統計年鑒http://www.moe.edu.cn/jyb_sjzl/moe_364/[2018-5-16].

中職連年的滑坡促使國家重新布局。1999年《關于調整中等職業學校布局結構的意見的通知》中提出,要通過合并、共建、聯辦、劃轉等途徑,改變當前“條塊分割”的中等職業學校布局結構。2002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針對中職招生數銳減等問題,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保持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體相當。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2002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招生達455萬人,比2001年增加近60萬人,增長15%[10]。

  與中職命運相反的是,高職在這一階段實現“跨越式”發展。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通過“三級分流”建立初、中、高相互銜接的職業教育體系,確立“三改一補”發展高職的基本方針。1999年《試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舉辦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實施意見》明確了高職的辦學機構來源,由此,“六路大軍辦高職”局面基本定格。

  為堅持高職的科學定位,2004年《關于以就業為導向,深化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研結合的發展道路”。“就業導向”成為此后職業教育發展的主流方向。2002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后頒發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以及同年《關于進一步發揮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和培訓中作用的意見》強調要依靠企業、行業舉辦職業教育,鼓勵和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的發展。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聯合召開第五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印發了《教育部等七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建立了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這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體制創新,對后續的改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該階段的特點是深受經濟體制改革和企業變遷的影響,中職在遭遇消亡危機后逐步調整,而高職進入規模高速發展期(見圖4)。但是這一“跨越式”發展,使得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較短時間內遭遇了其他國家幾十年甚至長達百年內陸續遭遇的各種問題,加上“三不一高”政策,①對高職的后續發展帶來了壓力。

  

圖4 1999-2005年高職高專院校數量的演變

  數據來源:陳英杰.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史研究[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01-202.

  與此同時,該階段農村職業教育迅速發展。1998年《關于加快中西部地區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提出“著重解決職業教育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促進勞動就業和農民脫貧致富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三教統籌”,2003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和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旨在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關于組織推進職業教育發展專項建設計劃的指導意見》中,將縣級職教中心納入了專項計劃之中,并逐步發展成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基地。這一時期,國家政策積極扶持農村職業教育,大力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四)內涵發展階段(2005-2013)

  自2002年以來,職業教育發展進入“快車道”,占據半壁江山。然而規模與效益總是一對矛盾,規模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質量問題必然提上議事日程。加上黨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產業形態發生變化。基于此,我國職業教育全面轉向內涵發展。

  1.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2005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明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必須具備的三個基本屬性。2012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再次強調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試點。這些對建立和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加強基礎能力建設

  職業教育基本的教學設施和條件遠遠跟不上規模發展。對此,2005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中提出用100億投入“四大工程”和“四項計劃”,200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勞動保障部發出《關于編制中等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規劃的通知》,這些措施大幅提升了職業教育提升辦學質量與水平所需的軟硬件條件,對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3.推進專業與課程改革,提升內涵質量

  2006年教育部、財政部啟動了“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遴選100所高職院校進行重點建設,這項計劃被譽為中國高等職業院校建設的“211工程”。后續又遴選100所“國家骨干性高等職業院校”。2010年開展1000所示范性中等職業學校建設。同年國務院審議并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這一系列舉措積極調動了各地的辦學積極性,根據自身特點推進多種模式辦學,開展專業建設和課程改革,從而提升了職業教育內涵。

4.提高師資隊伍整體素質

  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到師資隊伍是職業教育質量提升的關鍵性因素,采取了系列重大舉措。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2007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和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行動計劃(2010-2020年)》反復強調,要加強職業教育師資培養和培訓,建立職業教育專業教師到企業生產一線實踐的制度,制定和完善職業教育兼職教師聘用政策,鼓勵工程技術人員、高技能人才到職業院校兼職。2011年《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全面啟動了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重大項目。2012年《職業學校兼職教師管理辦法》出臺,為職教教師隊伍的規范化、制度化、發展性建設提供政策規范。2013年教育部印發《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專業標準(試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首個針對中職學校教師制定的專業標準。在這些政策的支持下,職教師資的整體素質大幅改觀。

  5.構建中職資助體系

  為了確保適齡學生有學上、上好學,2005年的全國職業教育大會上,溫家寶明確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職業教育學生助學制度,使貧困家庭學生通過國家幫助和本人勤工儉學得以順利完成學業,進一步體現社會主義教育的公平與公正。”2006年《關于完善中等職業教育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的若干意見》出臺,從此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職資助體系建立起來,職業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顯。

  很顯然,該階段由于經濟轉型發展需要,職業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理念和藍圖已經形成,體系建設正在加快推進,技術技能人才素質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道路基本確立。在職業教育專項經費的大力支持下,該階段解決了以往幾十年都未能解決的重要問題,即按照職業教育辦學規律大幅提升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改革辦學模式。這些為后續職業教育進入黃金發展階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物質與人力基礎。

  (五)黃金發展階段(2014-)

  該階段,國家出臺了“一帶一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等多項重大戰略,這些戰略對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科學謀劃職業教育服務國家戰略,既是中國職業教育的歷史擔當,更是中國職業教育的應有行動。在此背景下,2015年教育部副部長魯昕指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進入黃金時期”[11]。該階段一方面繼續全方位聚焦質量提升、優化人才培養,另一方面創新和拓展職業教育新功能和新道路。

  積極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2014年《關于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意見》提出:“著力構建現代學徒制培養體系,全面提升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能力和水平。”2015年起,教育部分兩批布局了364個現代學徒制試點,覆蓋600多個專業點、5萬余名學生(學徒)[12]。2015年《教育部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遴選和建設一批國家產業發展急需的示范專業點,深化100個國際水平專業教學標準的開發與應用試點。2017年教育部修訂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修(制)訂高職專業教學標準,推動了專業設置優化。該階段政府意識到產教融合不僅僅是校企之間的關系,更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保障。2016年啟動實施了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工程規劃項目。2018年印發了《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政府層面干預構建產學融合制度的決心。

  職業教育進一步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2014年印發《中等職業學校德育大綱(2014年修訂)》、2016年出臺《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公約》,這些是專門針對職業學校辦法的德育文件。

  繼續完善“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制度。2016年《職業學校教師企業實踐規定》對職業學校教師到企業實踐的重要意義、實踐內容和形式等方面進行具體明確的規定。2017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17-2020年)的意見》和《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項目管理辦法》出臺。2018年《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2018-2022年)》再次明確提出:“要大幅增加培養具有精湛實踐技能的‘雙師型’專業課教師”。可見,各種“雙師型”教師理念開始落地成發展措施和政策制度。

  該階段職業教育拓展了新領域,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職業教育助力精準扶貧和“一帶一路”。在《貫徹落實〈職業教育東西協作行動計劃(2016-2020年)〉實施方案》中提出:“精準脫貧與職教發展相結合。以職業教育助推精準脫貧,以精準脫貧帶動職業教育發展”。《深度貧困地區教育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年)》中也提出全面落實東西職業院校協作全覆蓋行動、東西協作中職招生兜底行動、職業院校參與東西勞務協作等三大任務。近幾年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列入職成司工作要點,提出打造以“魯班工坊”等為代表的品牌項目,共同支持建設一批新的試點,服務好我國在國際產業體系分工中有競爭力的重點產業和企業。

  這一黃金發展階段才剛剛開始,其特點明顯不同以往。職業教育發展正在得到外部越來越多的跨界關注與支持,正在國家層面構建更為穩定的制度框架,服務功能和發展方式正在逐步拓寬和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教發展道路越走越實。

  二、改革開放40年職業教育改革的主線與成就

  4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走出了一條現代化發展之路。這條道路體現了三個關鍵詞:一是“適需性”,是指職業教育越來越匹配產業需求、響應國家戰略需要;二是“科學性”,是指職業教育越來越遵循科學的依據、教育本身的規律;三是“自主性”,即職業教育逐漸遠離照搬國外,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一)從局部發展到體系建構,從“層次”到“類型”之蛻變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是一大主要成就。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發展經歷了一種從局部性、階段性過渡到終身性、全面性的漫長而又漸進的過程,從“斷頭教育”發展成為與普教并行的“終身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年份是1985年、2005年和2014年。1985年提出了體系建設的藍圖,后續30多年體系建設路徑基本是按照這一藍圖來實施的。2005年明確了“中國特色”和“現代”屬性。2014年則更加完善、具體地提出了建設規劃。關于建設“什么樣的體系”,各階段根據時代特征略有不同(見表1)。

  從整個發展脈絡來看,對于“體系”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化:從縱向的內部層次關系到內外部協調發展,這充分表明對職業教育體系的認識逐步從內部視角轉移到外部視角,從“大教育”體系的角度來定位職業教育體系。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特別是層次的逐級提升,使得職業教育在原先的教育學制體系中的“一個層次”轉變為“一種類型”,一種不同于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類型。從“層次”走向“類型”的蛻變,可以視為職業教育改革中的一種質變,具有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從回應行業產業需求到考慮人的發展與終身學習,這其中反映了職業教育價值觀的逐步轉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體現了職業教育開始“目中有人”,逐步回歸教育本質。從架構基本框架到體現中國特色、世界水平,這表明中國的職業教育經歷一個從非常弱小到不斷壯大的巨變過程,在世界舞臺上敢于發出中國聲音,且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發展道路。

  (二)從規模擴張到內涵建設之演變

  改革開放40年,職業教育遵循了從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建設之路[13]。1978-2004年,職業教育主要處于規模擴張階段,中等職業學校增至14454所、高等職業院校1047所,占據半壁江山。2005年開始,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社會轉型、擴招帶來就業市場的變化,促使職業教育發展逐步轉軌到內涵建設和質量提升上來。例如2005年啟動的高職國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設,2010年啟動的中職國家示范校建設,《中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行動計劃(2010-2012年)》,《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等重大舉措都著力提升內涵。有目共睹的是,職業教育的職教特點愈加凸顯,“職業教育已經告別‘參考普通教育做’的時代”[14],理實一體的教學模式廣泛采用,人才培養質量大幅提升。

  (三)從單一封閉到多元開放之轉變

  改革開放前期,我國職業教育還是以傳統的學校形態辦學模式為主,雷同普通教育,學習內容按照系統的學科知識為主線,這種單一封閉的辦學模式遭遇許多詬病[15]。隨后,職業教育逐步開放、跨界合作逐步深入。各個發展階段使用“校企合作”“工學結合”“頂崗實習”“知行合一”“產教融合”等不同措辭。在產教融合推進過程中,我國著力嘗試多種形式的校企合作,從一開始的企業辦技校與校辦企業的探索,到后來大力推進集團化辦學、園區化辦學以及現代學徒制的試點,都在不同層面積極推進合作的深度,力爭將產教融合落在實處。《2016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顯示,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已成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基本模式。《2016年全國高等職業院校適應社會需求能力評估報告》亦給出類似判斷。不得不承認,辦學形態的根本性轉變是改革開放40年來職業教育領域的一項巨大成就。我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制度、共識、模式、服務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職業教育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技術提升之中,對于“如何辦職業教育”在認識和實踐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四)從借鑒國外到自主發展之嬗變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路徑依賴主要是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如20世紀80年代引進“雙元制”,后續又學習了美國社區學院、澳大利亞TAFE學院、英國學徒制等。應該承認,當時比較職業教育的成果在事業發展中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使得我國職業教育在短時期內迅速發展起來。然而,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整體經濟水平、國際地位、開放程度的大幅提升,加上職業教育科研意識的覺醒,借鑒效仿之路出現困境,從而逐步走上了一條探索中國特色、自主發展和創新發展的道路。至少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走出了一條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學校本位的發展路線。這一發展路線可以認為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體系。

  其次,農村職業教育發展形成了自身特點與獨特的發展機制。農村職業教育從“燎原計劃”,到“農科教一體,三教統籌”的綜合改革,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強調的要努力辦好農業類和農村急需的專業,進而在21世紀后明確“增強職業教育服務‘三農’的能力”,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訓計劃”和“農村專業合作社培育計劃”等。可見,在農村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我國走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獨特道路:①創造性地舉辦了全國范圍內的縣級職教中心;②開展職業教育的城鄉統籌發展,形成“以城帶鄉、城鄉互補”的格局;③職業教育在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進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職業教育國際化開創出一套嶄新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個領域的開放程度和國際交流水平都大幅提升[16]。經歷了聚焦單項輸入—雙向合作—對外輸出幾個時期,職業教育國際化服務領域不斷擴大,服務對象不斷細化、服務內容不斷豐富。尤其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中,開展職業教育與企業合作“走出去”試點。由此可見,職業教育的國際化走出一條“伴隨產業輸出”的獨特模式,其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合作寬度都已經初步形成。

  最后,學科發展引領職教事業的自主創新發展。自1983年教育學下設“職業技術教育學科”以來,職業技術教育學專業已形成相對完整的學科體系,即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體系。截止到2017年,全國職業技術教育學博士點增加到27個,碩士點增至134個,覆蓋師范院校、研究型高校、地方院校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在質和量均有突破性增長,而且職業教育科研具有天然的“實踐關照”和“問題導向”特點。從2008年開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設職業技術教育學方向,開展職業教育重大問題和服務重大決策的高水平研究。2014年,設立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可見,隨著學科的繁榮,帶領著職教事業朝著更科學、更自主、更健康的中國之路邁進。

三、面向未來的職業教育反思與展望

  (一)反思單一供給,聚焦生涯發展,拓展職教功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的價值導向經歷了“學歷導向”向“就業導向”的變遷。必須承認,“就業導向”對于解決“重理論輕實踐”和忽視市場需求的難題是“一劑強心針”。然而,“就業導向”的職業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進入了誤區。職業院校開始追求“零距離對接”“無縫對接”等,把職業教育的“工具價值”發揮到了極致。這種單一供給模式必然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許多職業院校把培養目標的關注點放在學生的初次就業上,在培養職業能力時簡單地將職業能力理解為崗位技能等。

  面向未來的職業世界,我國職業教育亟待進行價值導向的變革,從就業導向過渡到生涯發展導向。生涯導向的職業教育必須關注人的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關注到人的自由而又可選擇的發展。這符合世界職教發展趨勢,從職業主義走向新職業主義。就是從強調“職業教育應為現實社會培養需要的合格工人,為適應現實職業做準備”的“工具價值”轉變為“職業教育將訓練未來的工人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的能力”之“發展價值”。從根本上說,職業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職業的教育”,更是“通過職業的教育”。因此,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必須把職業技能與職業精神的融合起來,技術技能教育與學術教育結合起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站穩“類型說”,促使職業教育提供更廣泛的選擇,滿足就業、升學、留學等需求。由此,職業教育逐步開啟“定制化”的新時代。

  (二)迭代內涵建設,注重規范標準,邁向深水改革

  內涵建設至今,投入機制亟待深入改革。在內涵建設之初,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專項投入的方式。幾年來,專項投入式的內涵發展取得了“短、平、快”的成效。這種投入方式的優勢在于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集中針對某方面進行突破性提升。當然,其劣勢也是顯而易見的,即難以從全面推動教育質量的角度進行全方位、系統的提升,甚至會出現因專款專用的要求,有專項的板塊和沒有專項的板塊之間的不匹配等尷尬現象;這些教育經費主要用于“拔尖”,仍有一大批薄弱學校難以得到實質性扶持,未能全面抬高“質量底線”。當前,國家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針對這一現象,先后出臺了職業學校設置標準、專業標準、教學標準、課程標準、教師專業標準等,為職業教育健康發展提供了規范和指導。但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的職業教育尚缺乏完善的國家制度和國家規范。只有健全了制度和規范,我國幅員遼闊國土之上的職業教育才能真正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可見,當內涵建設進入“深水區”后,這種專項投入的模式必然被迭代,需要一種長效的機制來持續保障。職業教育在國家層面的制度和規范的逐步建立與完善是下階段職業教育內涵建設的新抓手。

  (三)打開“潘多拉魔盒”,提升職業學習的有效性

  職業教育現代化改革目前主要停留于體系、制度和模式等中宏觀層面,還未深入微觀層面,特別是課堂層面。改革開放40年來,課堂教學外圍的職業教育改革進行得轟轟烈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課堂教學這一“潘多拉魔盒”卻很少被撼動。未來的職業教育必須揭開職業學習秘密,了解學生職業學習障礙的類型與根源,不同專業學習的奧秘,包括深層學習、合作學習、有效學習、職業思維方式轉變,專業教學法、教學模式改革等等。這些改革將長期持續推進,才能讓職業教育在真正意義上實現現代化。

  (四)持續聚焦質量提升,架構多元社會支持系統

  職業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必然帶來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多樣化發展。職業教育承擔機構的樣態將發生極大的變化,機構類型將呈現極端豐富化。那么,對于未來這種職業教育與培訓供給就必須有強有力的外部保障體系。未來中國職業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建立需要設立兩類國家機構:一類是職業教育監督委員會,專門負責監督地方認證或管理部門,對不符合職業教育發展規律的做法提出黃牌甚至紅牌警告或處置;另一類是基于各行業權威機構建立行業咨詢委員會,對于新興工種或職業所需開設的專業及課程進行審核與認定。有了這兩類國家機構,職業教育的質量之繩才是牢不可破的。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40年,是我國職業教育從一個相當薄弱、飽受鄙視的弱小領域,沐浴著改革開放之春風,異軍突起、創造輝煌的40年。逐步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逐步凸顯它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獨特價值。因此,它在職業教育發展史上必然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①教育事業費以學生繳費為主,政府補貼為輔。畢業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由舉辦學校頒發畢業證書,與其他普通高校畢業生一樣實行學校推薦、自主擇業。……對這部分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國家不再統一印制畢業證書內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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